关于汉字的历史及其演变过程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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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问题的提出
二、研究方法
三、研究资料及分析
1.甲骨文
2.金文
3.小篆
4.隶书
四、总结
五、附记
一、问题的提出
汉字是中华文明上千年来的文化结晶，它纪录了几十个朝代的更替与传承。
汉字都经历了哪些演变过程呢？是谁发明的汉字？带着问题，我们小组进行了全方面的深刻研究。
二、研究方法
1.使用互联网搜索引擎
2.查阅历史书籍与相关文献资料
3.进行小组问题讨论
4.咨询相关领域专家
5.参观博物馆等汉字展览
三、研究资料
1.甲骨文
甲骨文的发现
学术界基本认同清末官员、金石学家王懿荣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而关于具体发现过程则有两说。
第一说源于刘鹗的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河南出土龟版之后，被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寿轩、范维卿等人收购，并运至北京售卖。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素来喜好收集古物，通晓金石文字，从古董商手中高价收购了这批甲骨。
另一说流传甚广，与中药“龙骨”密不可分。龙骨一般是指远古动物的骨骼化石，中医认为其可以入药，有治疗咳逆、泻痢、便血的作用。后来，甲骨代替龙骨，用于药用，安阳一带有人甚至世代以此为业。在这一过程中，甲骨文资料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光绪二十五年，王懿荣染疾服药，偶然在中药中的龙骨上发现了古文字。
王懿荣为清末翰林，进士出身，具有深厚的金石学造诣。他在得到甲骨之后，即认定其上文字是比籀文更加古老的殷商遗物，并开始重金收购有字甲骨，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共得到1500片左右。然而，王懿荣尚未对这种文字进行深入研究，即在同年七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自杀殉国。
王懿荣对甲骨的收购，逐渐引起学者重视，古董商人则故意隐瞒甲骨出土地，以垄断货源，从中渔利。王懿荣好友刘鹗等派人到河南多方打探，皆以为甲骨来自河南汤阴。后来罗振玉经过多方查询，终于确定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洹河之滨的小屯村，这里与古文献记载的商朝后期的殷都所在地相吻合。
甲骨文的发现引发了当地民间对甲骨的私掘热潮，各地古董商人、藏家学者纷至沓来，大量收买。据统计，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已有数万片甲骨流散各地。
同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创办人傅斯年很快提出殷墟发掘计划。8月，在考古学家董作宾领导之下，第一次对殷墟进行了科学发掘，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前后共进行十五次发掘，获得有字甲骨24918片，尤其是其中民国二十五年的第十三次挖掘，于YH127坑获得极重要的巨量甲骨一万六千余版，震惊海内外学术界。
日军占领安阳期间，日本方面曾组织日本学者在当地发掘甲骨及其他文物，并将所得运往日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继续开展甲骨发掘工作，共获得5300多片。此外，河南辉县、偃师、洛阳、郑州二里岗及河北藁城等地的商代遗址也有有字甲骨出土。陕西岐山、山西洪洞、北京昌平等地还发现了周代的有字甲骨。
全世界目前已发现的殷商甲骨文字约5000字，但真正被释读出来的字数仅约2000字。而在已经破译的甲骨文中，也有一批尚有争议。
甲骨文自发现以来，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过多种不同命名：
- 从书写材料角度，其文字刻写于龟腹背甲和兽骨之上，因而有龟甲文字、龟版文、龟甲兽骨文字等名称。
- 从文字用途角度，其文字用于占卜记录，因而有卜辞、贞卜文字、甲骨卜辞等名称。
- 从书写方式角度，其文字为刀笔刻划，因而有契文、殷契文字等名称。
- 从文字发现位置角度，甲骨文大多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遗址，因而有殷墟卜辞、殷墟书契、殷墟文字，简称卜辞、殷契、契文。
民国十年（1921年）12月25日，史学家陆懋德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的“甲骨文之发现及其价值”中首次提出“甲骨文”一词。随后，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等人陆续在著作中使用，该词逐渐被学术界和大众认可，成为通用的名称。
甲骨文是中国文字的最早形式之一，起源于商朝晚期至西周初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它最初出现在用于占卜的动物甲骨和龟壳上，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宗教仪式、政治命令等内容。
甲骨文的起源
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昔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
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
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卢，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
由于甲骨文本身已经是一种发展得非常成熟的文字系统，所以学者认为它应该是起源于一种更原始的文字。2003年至2006年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平湖市博物馆对位于中国浙江省平湖市林埭镇庄桥坟遗址的大型良渚文化遗址发掘，发现240多件器物有刻画符号，被认为可能是甲骨文的其中一个可能的起源，被称为“良渚原始文字”。美国学者吉德炜（David Noel Keightley）认为殷商甲骨文源自于良渚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唐兰与裘锡圭认为，甲骨文源于大汶口陶文。裘锡圭认为，良渚文字的结构与中原系统文字不同，为汉字先驱，但不是殷商甲骨文与现代汉字的直系先祖。李学勤主张，良渚文字演变为大汶口陶文，再演变成殷商甲骨文。
《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现在已知殷商君王在处理大小事务之前，都要用甲骨进行占卜，祈问鬼神，常命巫师在龟甲兽骨上钻洞烧灼，形成裂痕。巫师根据裂痕分辨神谕，事后将所问之事契刻于甲骨上。商亡之后，占卜在周代逐渐绝迹，其文字也逐渐不为人知。甲骨文最早出土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河南安阳殷墟一带，自北宋以来就不断发现商代铜器，当地在千百年前即有甲骨出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直到清末，历代学者都没有注意到甲骨文的存在。
甲骨文的内容和特点
甲骨文主要出现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包括祭器、器皿、铭文等。这些文字记录了当时的祭祀活动、祈福祈祷、政治命令、官员任免等内容。甲骨文的书写形态较为简单，笔画粗犷，结构呈现出一种粗犷自然的美感，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甲骨文的基本结构主要包括象形、指事和会意等形式。象形是根据事物的形象来表示意思，如“日”字就是太阳的形象。指事是通过抽象符号来表示事物，如“上”字表示上方。会意是通过组合两个或多个象形或指事符号来表示一个新的意思，如“安”字由“女”和“宀”组合而成，表示女子在房屋内，表示安全。甲骨文的这种文字形式虽然简单，却能够准确地记录当时的生活和思想，反映出古代人们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
甲骨文的历史
| 甲骨时代 | 甲骨占量 |
| 第1期（27代武丁时代） | 57％ |
| 第2期（28代祖庚，29代祖甲兄弟时代） | 11％ |
| 第3期（30代廪辛，31代康丁兄弟时代） | 12％ |
| 第4期（32代武乙，33代文丁时代） | 8％ |
| 第5期（34代帝乙，35代帝辛时代） | 10％ |
| 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甲骨较少，总共约占殷墟甲骨的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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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甲骨文分别为（从左至右）：马、虎、豕、犬、鼠、象、豸、龟、爿(床)、为、疾
914年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中释出人、地名外的甲骨文字485个，至1927年的增订本增加到571字。
1933年董作宾发表论文《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了“贞人集团”的概念。贞人是商朝记事的史官，代表商朝的知识分子。董作宾论文中提出了除世系、称谓、贞人以外的其他七项断代标准，即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坑位指甲骨出土的地区。文法是指卜辞的文法。书体是甲骨文的书写风格。
陈梦家在《甲骨断代与坑位——甲骨断代学丁篇》一文中创用了“宾组”、“自组”等名称，将董氏提出的一期、二期、三期的贞人集团分别称为“宾组”、“出组”、“何组”。并通过贞人（卜人）来给甲骨分组[32]。对于董作宾提出了“文武丁卜辞时代之谜”的分期说，陈梦家提出异议，他把“文武丁卜辞”分为“子组”“以组”“午组”三组卜辞，并且认为它们都属于第一期武丁时代。
李学勤在《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一文中提出“历组”名称[33]，又在《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一文中提出了“无名组”名称。李学勤认为陈梦家所分出的宾组、自组、出组、何组、黄组，必须再加上历组、无名组。
黄尹一词在殷商甲骨文中大量出现，郭沫若则认为是伊尹的另一个称谓。又有学者指应为“寅尹”；蔡哲茂则认同张政烺看法，认为伊尹身为黄族首领，实为商王武丁的联姻对象，后世传说他有厨师身份则不足征。[34]
殷墟的甲骨上刻的并不完全是卜辞，也有战争的记事残文，例如《甲骨文合集》编号“36481正、反”收录的“小臣墙刻辞”。[35]
甲骨文中有“黄示”一词，丁山认为黄示即是黄神，指黄帝[36]。
甲骨文的研究
孙诒让的甲骨文研究主要反映在他的《契文举例》和《名原》两部著作中。《契文举例》成书于光绪甲辰年（1904），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共十篇：释日月、释贞、释卜事、释鬼神、释人、释官、释地、释礼（以上上卷）、释文字、杂例（以上下卷）。其中《释日月》主要解释干支字及纪日纪月法；《释贞》考释甲骨占卜制度及辞例；《释卜事》考释甲骨占卜的内容范围；《释鬼神》考释甲骨卜辞中涉及的鬼神祭祀对象；《释人》考释卜辞中所涉及的人物；《释官》考释卜辞中所涉及的官名；《释地》考释卜辞中所涉及的方国及地名；《释礼》考释卜辞中涉及的典礼制度。以上各篇从标题看好像是讨论甲骨卜辞所反应的内容和相关的商代文化制度，但事实上是在考释文字的基础上来谈的，宗旨仍在于文字考释。下卷《释文字》以考释一般文字为主，其中有少数文字的考释在上卷各篇中已经涉及；《杂例》仍考释甲骨占卜之例。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契文举例》我们主要是看作孙氏甲骨文字考释的专著。
《名原》撰写于光绪乙巳年（1905），是在《契文举例》的基础上而写成的，可以看作是一部纯粹的文字学著作。孙氏在《叙录》中谈到该书的创作主旨：
自宋以来，彝器文间出，考释家或据以补正许书之讹阙。迩年又有龟甲文出土，尤简渻奇诡，间有原始象形字。或定为商时契刻，然亦三代瑑迹尔。余少耆读金文，近又获见龟甲文，咸有撰录。每惜仓沮旧文不可复睹，窃思以商周文字展转变易之迹，上推书契之初轨，沈思博览，时获塙证。……今略摭金文、龟甲文、石鼓文、贵州红岩古刻，与《《说文》》古籀互相校勘，楬其歧异以著省变之原，而会最比属，以寻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约举辜较，不能备也。
不同时期的秋字
可见孙氏意在以金文和甲骨文——尤其是包含较多象形文字的甲骨文——探求汉字造字本原，以补正许慎《说文解字》之失，并考查汉字演变沿革的规律。此书亦分上下二卷，列原始数名、古章原象、象形原始（以上上卷）、古籀撰异、转注楬橥、奇字发微、说文补阙（以上下卷）七篇。孙氏对于金文可以说是非常熟悉的，眼光也很敏锐。《名原》的大多数的讨论都是先举金文，然后再通过偏旁分析和文字形体的类比而涉及甲骨文字。各篇凡涉及对甲骨文字的考释，大多数与《契文举例》是一致的，但也有新的考释，有些地方还修正了《契文举例》中的失误。
民国六年（1917年），王国维发表了第一篇甲骨文研究的学术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王国维利用甲骨文的实物资料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对商朝的记载，即自商汤建国到商纣灭亡，有三十一王，历经六百多年；同时，王国维也更正了一些《史记》中的错误，如：上甲以后的世系次序应为“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史记·殷本纪》误为“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29]，又发现王亥之名“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与《吕氏春秋》、《史记·殷本纪》、《三代世表》及《汉书·古今人表》所记载的胲、核、该、王冰、振和垓，“实系一人”，有“中宗”称号的本来是祖乙，《史记·殷本纪》误为大戊，《史记殷本纪》误康丁为庚丁、误文丁为大丁[29]。
早期曾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有罗振玉、丁山、武龙章、王襄、商承柞、叶玉森、陆懋德、胡光炜、程憬、林义光、柯昌济、马衡、容庚、闻宥、余永梁、陈邦怀、陈邦福、张凤、罗福成等人。王襄还著有《甲骨文字典》以及《室殷契征征文》。1904年，孙诒让依据《铁云藏龟》，写成《契文举例》一书。罗振玉著《殷墟书契》、《殷墟书契奢华》、《铁云藏龟之余》、《殷商占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等有关甲骨文的书。董作宾著有《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乙编》、《殷虚文字外编》。1933年董作宾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提出的十项标准，即：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其核心断代标准是：世系、称谓、贞人，并依此把甲骨文分为五期——第一期：武丁及以前，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癛辛、康丁；第四期: 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金石学者王本兴把已有定论的甲骨文字归集成册，编成《甲骨文字典》，与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刘艳霞合作增加了汉语拼音索引，使检索更容易，开创了甲骨文拼音索引编典的先河。1931年，周予同《关于甲骨学》一文提出“甲骨学”这个名词。朱芳圃在1933年出版了专著《甲骨学文字编》，1935年又出版了《甲骨学商史编》。[30]
| 董作宾 | 陈梦家 | 李学勤 |
| 一期（27代武丁时代） | 宾组, 武丁卜辞 | 宾组 |
| 二期，文武丁卜辞 | 出组，庚甲卜辞 | 出组 |
| 三期（30代祖辛，31代康丁兄弟时代） | 康丁卜辞、何组，廪辛卜辞 | 无名组、何组 |
| 四期（32代武乙，33代文武丁时代） | 子组、武组、武文卜辞 | 何组、武组、历组 |
| 五期（34代帝乙，35代帝辛亲子时代） | 乙辛卜辞 | 黄组 |
| 目前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甲骨文有4,672个单字，其中1,723个字可隶定，大部分的字义仍不可解。[31]甲骨文使用了象形、指事和会意等汉字造字的方法。在字的使用上可以看出假借的造字方法。形声字占25％左右。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以龟甲来记载，甲骨的内容涉及天文、气象、地理、职官、畜牧、宗教等方面。甲骨文的会意字，求意思明确，甲骨文的体积和甲骨文的繁简往往决定文字的大小。 |
2017年，中国文字博物馆斥巨资，以“破译单个甲骨文奖励10万元”的天价悬赏一批总量近3500字需要释读的疑难甲骨文，换言之，这次中国文字博物馆悬赏破译甲骨文的奖励基金，将达到3.5亿元人民币[4]。
研究人员：
学者
早期：刘鹗、甲骨四堂（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孙诒让、王襄、白川静、朱芳圃、吴其昌、内藤湖南、唐兰、明义士、丁山、屈万里、贝冢茂树、胡光炜、杨树达、容庚、于省吾、陈梦家、曾毅公、陈邦怀、孙海波、徐中舒、胡厚宣、李孝定、张秉权、金祥恒、岛邦男、松丸道雄、姚孝遂、刘渊临等。
现今：饶宗颐（香港中文大学）、裘锡圭（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李学勤（清华大学）、林沄（吉林大学）、吴振武（吉林大学）、陈炜湛（中山大学）、李家浩（北京大学）、黄天树（首都师范大学）、赵诚（中华书局）、夏含夷（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郑振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一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曹定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宇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孟世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镇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蔡哲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宗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许进雄（台湾大学）、朱歧祥（东海大学）、高嶋谦一（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黄德宽（安徽大学）、刘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沈培（香港中文大学）、陈剑（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李洪琪（西安交通大学）等等。
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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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文
金文，亦称铭文或钟鼎文，乃铸或刻于青铜器上的文字。初始于商朝中期，盛于西周，记录的内容与当时社会，尤其是王公贵族的活动息息相关，多为祀典、赐命、征伐、围猎及契约之事。大部分人以周宣王在位时期铸造的毛公鼎[1]金文（又称西周金文）为金文代表，毛公鼎铭文共32行，500字[2]。
西周以降，金文被普遍地使用，而用途则无甚改变。据统计，其文约有3,005字，可辨识者，计有2000多字。由于商周盛行青铜器，而青铜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因其刻于金器、大钟上故称之金文，亦因而得“钟鼎文”之名。
金文的主要内容
金文早在汉代就已不断出土，被学者所研究。金文是研究殷商、西周、春秋、战国文字的主要资料，也是研究先秦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与甲骨文相比，甲骨文笔道细、直笔多、转折处多，为方形有所不同，金文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多少不等。所记内容也很不相同。其主要内容大多是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如著名的毛公鼎有497个字，记事涉及面很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 脱去板滞，变化多样，更加丰富了。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这些文字，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
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都善书，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毛公鼎》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驰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铭、《散氏盘》铭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金文的发展
最早的甲骨文随着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在周代成为书体的主流，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据考察，商代铜器上便刻有近似图画之金文，其后继续演进，至商末之金文亦与甲骨文一致。此种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绪延至秦汉。但商代器物和铭文皆少，秦汉以已至末流，所以应算周代为主流。
据统计，金文约有三千零五字，其中可知有一千八百零四字，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流传书迹多刻于钟鼎之上，所以大体较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具有古朴之风格。
金文之全盛时期为周，周以平王东迁分为西周及东周──西周趋于端整雄浑，造成金文之黄金时代；东周因列国割据而形成地域特色──所以分别介绍之。
西周：
西周承殷末书风，直到成王时方产生独特的风格，书体雄浑典丽而壮观；在昭穆之后，则变为严谨端正。
学术文化之发展多少会受到社会及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西周前期，自武王克殷，至康王之世，由于天下统一，社会安定，加上周公制礼作乐，堪称太平盛世，故书法家得以表现雄浑典丽之风格，内容亦有逐渐加长之势，如大盂鼎即为此期最典型之杰作也。
而至昭穆之后，书风渐变，笔画由粗细相参而趋于均匀划一；收笔与起笔亦由方圆不一，而变成圆笔；行款甚至演成方格之形式，书风极为严谨端正。端整典雅之颂鼎、典雅整赡之大克鼎及稍具早期之风之毛公鼎等，皆为此期之代表。
东周:周平王东迁之后，秦迁都於雍，承袭了西周的故地，同时也承袭了西周的文化。正因为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秦的文字和西周文字是一脉相承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东方各国的文字因地区特点和文化上的原因发生横向变异时，文化落后的秦国文字反而却成为汉字的正统（即使不考虑最终由秦统一中国并统一文字的事实，也可以认为，在汉字发展史上，秦系文字代表了汉字发展的主流，而六国文字代表了支流。）因此，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字可以大别为两系：即秦系文字和六国文字，（秦系由春秋至战国，六国系乃指战国时的东方各国）一般文字学家也叫做「西土文字」和「东土文字」。
秦统一六国之后开始了文字规范的措施，即所谓的「书同文」。秦规范文字是以秦文字为基础的，秦以后的汉字的演变也是在经秦规范过的秦小篆以及秦篆的日常书写形式的古隶的基础上发展的。秦「书同文」之後，六国文字被淘汰了，秦文字成了真正的主流。因此，秦系文字是上承西周古文、下启汉魏隶书，乃至楷书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变化可以看作是汉字按自己内部结构规律演化的一部分。也因此，就文字学而言，秦系的西土文字的研究较之六国文字更为重要，因为它是汉字的直系血亲，而六国文字则是旁系分支，虽然它们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吸收。
秦代金文渐至末流，所存石刻书迹亦不多存。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一法度、衡石、丈石之业，皆刻或铸于铜铁之上，以颁行天下。其以曲线为主，间架平稳，整齐中寓变化，气势奔放，堪称小篆之杰作，也为后代习小篆者提供了最可信之完整资料.
金文的研究
相较于甲骨文研究而言，我国金文研究的历史更长。据《说文解字·序》、《汉书·武帝纪》和《汉书·郊祀志》、《后汉书·明帝纪》等传世文献记载，早在秦汉之世，已有青铜器陆续出土。自那时起，人们对青铜器及其上铭文的关注也拉开了序幕。但研究者大多认为汉至唐这一时期所出青铜器多被视为祥瑞之物，且缺乏专门著作，并因此忽略了这一时期人们的认识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
自清代学者阮元提出“自汉至唐，罕见古器，偶得古鼎，或至改元，称神瑞，书之史册”以来，学者多从其说，言金文研究必从宋始。然而，考之典籍所载，此说恐非全部事实。
自汉到唐末的1000多年时间内，陆续被发现的青铜器见于史书记载者，确实数量有限。据晚清学者方濬益所举，汉至唐间史书记载古器之事者有20多次。其中，所涉青铜器的具体数目已不可考。不过，笔者据史书记载的大致情形推测，其绝对数量或应在50件以上。这些青铜器有被视为祥瑞之物而荐宗庙，甚或因之改元、因之立祀者，如《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时曾“得鼎汾水上”，由此更年号为元鼎。《汉书·郊祀志》亦载，“美阳得鼎，献之。下有司议，多以为宜荐见宗庙，如元鼎时故事。”但是，最后因“此鼎细小，又有款识”而“不宜荐见于宗庙”。可见，并非所有青铜器都被视为神瑞而获荐宗庙，汉时已然。事实上，自汉至唐青铜器已被视为玩好，进入了私人收藏领域，此风并非自宋才有。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汉武帝就藏有古铜器。如今，在发掘的汉墓中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现过商代的青铜器物，也证明了早在当时，青铜器已经成为私人收藏的重要器物。汉之后亦然。如《南史·宋武帝纪》载，元熙二年“竟陵郡江滨自开，出古铜礼器十余枚……于是归诸瑞物，藏于相府”。[2|2]
汉至唐1000多年间虽未留下青铜器的器物图和铭文，整体上看以金文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氛围亦极其淡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此期间对金文做过大致正确释读者不乏其人。比较突出的如前文所述《汉书·郊祀志》记汉时“美阳得鼎”之事，当时好古文字者张敞对此鼎（即尸臣鼎）进行了大致准确的释读。他据该鼎所出之地而断定其为周器，并据铭文指出此鼎是周王为褒赐大臣，大臣的子孙铭刻其祖先之功而作，并将其藏于宫庙。他的断代方法和铭文释读基本是正确的，并对后世学者的研究产生影响，事实上已进入了金文的研究范畴。另外，在金文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且有典籍可考者，除汉代张敞外，还有北魏时期的郦道元、南北朝时期的刘显、刘杳和刘之遴、江淹，以及唐代的封演和陆广微等。尽管对他们具体释读方法未有详载，但其释读结果的正确，也反映了其研究方法应包含不少合理的因素。在五代梁朝时期，曾盛行收藏和考证古器之风。《梁书·刘杳传》曾记刘杳考证郑玄所谓象尊之事，结果虽不准确，但证明了当时考证之风已然兴起。梁时已经有对古器物的辑录，如江淹的《铜剑赞》等，其中所论与史实相合者亦较多。可见这时金石之学至少已处于萌芽状态。
汉唐间的金文研究尽管是零星进行的，带有一定偶然性，尤其无专著问世，但这些零星研究及其贡献在学术史上不应该被忽略。宋代金石之学大兴，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以说正是汉唐间青铜器的陆续发现和被收藏，以及部分研究者释读、考证金文的尝试和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为北宋初期金文研究最终正式形成专门学问作了学术上的积累和铺垫，是长期积淀而致的必然创获。
清代吴式芬把商周铜器铭文编成《捃古录金文》一书，收集的资料多，考释严谨，影响颇大 ，金文一词遂有了界说 。 这时所谓金文皆指整篇的铭文，不称单字。1925年容庚编《金文编》把商周铜器铭文中的字按照《说文解字》的顺序编为字典，从此金文成为一种书体名称。金文出现在商代中期，资料虽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金文下限断在秦灭六国，也就是秦用小篆统一中国文字时。宋代人收藏铜器极重视铭文，如吕大临《考古图》等；也有专门摹刻铭文的，如王俅《啸堂集古录》等；把铭文中的字编为字典则有王楚和薛尚功《钟鼎篆韵》。清代由于《说文》之学兴盛、声韵训诂研讨日深，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铭文研究进步较快 ， 不断出现专家 ，如吴大䏝《 字说》、《说文古籀补》，孙诒让《 古籀拾遗 》、《 古籀馀论》、《名原》等，皆有创见， 突过前人 。
金文的年代长，使用区域广，材料如果不整理清理，则研究工作会收效不大。过去学者已理解这一点。王国维《两周金石文韵读·序》对时间地点观念很清楚。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序文》说：“当以年代与国别为之条贯，……余于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其依据国别者，于国别之中亦贯以年代，得列国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这在金文研究中是划时代的创举。1985年容庚《金文编》修订第四版采用铭文3902件，收正文（可识的字）2420字，附录( 还不能确定的字 )1352字，共计3772字。这是今日可见金文的总数。先秦文字资料不限于金文，而金文终究是主要的，它反映秦用小篆统一文字前1000多年间中国文字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
金文的书法
金文书法，是以金文笔意创作的书法。
金文的发展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西周时期的金文是一种很成熟的书法艺术，向为书法史家所重视。它改写了长期以来认为的，谈书法只能从隶、楷书始和魏晋南北朝以后才有真正书法艺术的传统认识，并把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推溯至 3000 多年前。
金文的书体，一般称为大篆或籀书，也有称为古籀的。籀是周宣王时的史官，籀书即为他所写的字书。青铜器铭文是按照墨书的原本先刻出铭文模型的陶范，再翻范铸造出来的。由于商周时期已有很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所以翻铸的金文一般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墨书的笔意。因此，商周的金文实际上是一种墨书的书法艺术。
商代的金文书法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字数不多，字体瘦长，笔道遒劲雄美，行气疏密有致，结构严谨，情势凝重，各有风韵。有人曾归纳为两种风格，一种是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起止多露锋芒，间有肥笔，另一种则是运笔有力，形体瘦筋，笔划多挺直，不露或少露锋芒。[3|3]
周灭商以后，商王朝铸造青铜器的工匠相继归周。周人继承了商人的金文书法，使之发展成具有独特风格的金文书法艺术。
西周早期的金文从书体和书法风格来看，总的情势是清秀优美，笔道首尾出锋，有明显的波磔，结构严谨，行款章法自如。其前期的作品风格质朴平实，多挺拔的悬针笔法，仍带有甲骨文的影响。如武王时的利簋和天亡簋（或称大丰簋），字体平易古朴，笔划方圆兼备，具有凝练平直之气。利簋仅用短短 32 字就记述了武王代商的重大历史事件，因而被称为武王克商簋，是迄今所见西周最早一件铸铭铜器，开创了西周金文书法的先例。
后期的风格凝重雄放，已显出金文的独特艺术。如成王时的令、保卣，康王时的大盂鼎、大方鼎等，书法凝练奇古，雄伟挺拔，遒劲华丽，从人形或以人为偏旁的字及王字等，多用肥笔，用笔轻重明显，被书法家称之为“波磔体”。尤其是大盂鼎的金文，共 19 行，291 字，记载了康王追述文武受命，克殷建邦的伟绩，其文字端庄典雅，大小得体，形态生动，为成康之世金文书法造诣最高一品，其拓本摹本至今尚被书法大家所珍视。
金文的种类
金文可略分为四种[3]，即殷金文（前1300年左右前1046年左右）、西周金文[4]（前1046年左右至前771年）、春秋战国金文（前770年～前221年）和秦汉金文（前221年～220年）。
商金文
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金文，见于商代的二里岗文化时期，例如河南中牟县出土的臣戈、陕西绥德墕头村出土的冬刃戈等，年代为商朝中期，早于殷墟甲骨文。[5]绝大多数的商代金文，都产生在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北）以后。商朝晚期的铸有金文之青铜器日愈增多，然所述仍简，多为铸者或其先祖之名称。至商朝末期，方有铸刻的文章出现，如帝乙时期的小子蒚卣铭，有器铭文4行44字、盖铭文3字。商朝金文中已发现的单字总共有1,300多个。
西周金文
及至周代商起，金文渐兴，天子之事，如昭王南巡，穆王西狩等，多有记述。西周铭文青铜器几乎涵括每一位周王，可以说西周周王年数的正确与否完全取决于金文，要是不懂青铜器铭文的所属是那一位周王，就是说没有完整的周王元年青铜器铭文的支持，谈论中国年表西周部分毫无意义。西周周王青铜器的标准年月日的日期标注，以“唯王”开始，后面如果没有年数，默认的是该周王的元年，有年数的也可以换算成该王元年。有关周王的元年基本上是正月初吉，即现在的新年正月初一昭告天下，新年新气象取的是吉祥。也有周王在新年登基后赶赴外地诸侯处行政的例子。此时金文被广泛使用，堪称全盛时期。
东周金文
自平王东迁以降，铁器渐见，钟等青铜乐亦渐多，且亦能铸文于青铜器外侧，故金文所录，已非如当初般，只为王公大臣之事，战功、音阶等，皆有铸录。此时金文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渐不再像西周时期那样盛行。
秦汉金文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诏令书同文，并于四方立碑，所用之文字皆为小篆，且不再刻铭文于钟鼎之上，由是金文渐衰。及至汉代，民间多铸铭文于铁器之上，青铜之器，不复使用，金文自是不见于史。
金文镌刻过程（推测版本）
殷周金文被铸在青铜器的内侧，但是怎样在铸模上刻印上金文仍然未能确定。根据在工场遗址所发现的大量模具所推断，青铜器的制造方法如下：
- 利用黏土做一个与制成品大小相若的土胚（模型）。
- 另外再用黏土包裹着模型，待干透后切开外层的粘土，作为外模。
- 将模型削去外层，作为内模。
- 在内模刻上图案文字。
- 组合起外模和内模，并在之间放入铜片作为间隔空隙以待注入铜液。
- 将已溶化的铜注入。
- 将模冷却打破，取出青铜器。
但是，怎样在内模上加上文字图案等，仍然是一个谜。由于在青铜器内侧的金文是凹入去的，因此在内模上的文字应该是凸出来的。加上这些凸出来文字的技法，有各种不同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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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模贴上薄黏土，再削去多余部分。
这是民国以前被提出的假设。工序中必然会在内模上造成痕迹，而青铜器上亦必然有之，然而实际上并没有。 -
先在木片或龟甲上刻上文字，用黏土填满后，再将黏土移印至内模上。
经实验证明这个方法可行，但是没有发现相关的物证，因此仍只可当作假设。
概论：除甲骨文外，在殷代的一种重要文字是金文。它的名称也是由书刻的原料而来。
影像资料
3.篆书
篆文与现代字体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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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篆的由来及历史
秦创小篆说
秦创小篆说秦权上刻制的小篆小篆又称秦篆，是秦统一后经过丞相李斯整理的一种通行书体。秦统一前由于长期地域割据，“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书写形式很不一致，一字多形现象十分严重。如“羊”就有二十多种写法，给发展经济和文化交流带来极大不便。故在统一货币、车轨和度量衡制度的同时，又着力推行“书同行”政策。《说文解字·叙》记“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可见小篆系由籀文大篆沿革演变而成。李斯在籀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废除异体，而创秦篆，统一了全国的文字。这种书体更趋简化，线条圆匀，字呈竖势。是中国汉字的一大进步，也是汉字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里程碑。为后来楷、隶、行、草诸书的变革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小篆有的是铸造在铁器上，有的刻在石碣、石碑上，字有大有小，章法自然，结字端庄，分行布白工整，为小篆的精华和代表。其传世代表作有《秦山刻石》残部，仅存10字。另有《泰山》《琅琊台》二石真迹拓片存世，《会稽》、《峄山》后人摹刻本传世，据传上述刻石皆为李斯所书。
泰山记得石也称封泰山碑，秦王政28年（公元前219年）始皇东巡泰山而立，丞相李斯所书。石高4尺，四面环刻文字，三面为始皇诏，一面为二世诏，内容主要是“颂秦德”。字体小篆，原残石现存岱庙。其传世拓本较多，其特点是笔画圆润，挺遒流畅，笔笔如铁线；结体端庄严谨；字形稍长，造型健美；分行布白体势工整，为小篆之代表。唐李嗣真云：“李斯小篆之精，古今绝妙。秦望诸山及皇帝玉玺，犹夫千均强弩，万石洪钟，岂徒学者之宗匠。亦是传国之贵宝。”
峄山刻石俗称峄山碑，为秦始皇28年（公元前219年）登峄山（山东邹县）所立，传为丞相李斯所书，小篆。内容前为始皇诏，144字，自“皇帝曰”以下为二世诏，计79字，字略小。二世诏刻于公元前209年。其石久佚。现所见均为后摹写，虽多失秦篆古厚的笔势，但其笔画清劲，圆转宛通，对研究篆书艺术的演变有重要价值。秦诏版为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年）所作，记秦始皇的颁布诏内容。其笔画劲遒，书风随意自由，大小相同，随势生姿；字间行间，时疏时密，虽不齐整，前后成趣。
小篆为战国文字说
西周周宣王曾整理籀文，规范汉字书写。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在籀文的基础上各自发展变化。秦国一系文字的特点是字形规整、匀称，象形程度较低，如石鼓文。随着这一趋势进一步增强，大约在秦献公迁都栎阳时期，秦小篆从秦系文字正体中脱胎而生。
与此同时，东方六国文字的变化不断加剧，与秦小篆的分歧越来越大。有感于此，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决定实行“书同文”政策，统一全中国的文字书写规范。李斯、赵高、胡毋敬等人奉命对秦小篆进行整理，编成字书《苍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确认了小篆字体的标准字形。这是继殷商甲骨文、西周籀文后，汉字的第三次大整理。
在秦系文字正体发展为秦小篆的同时，秦系文字俗体则发展为隶书。小篆作为正式场合的主要字体，隶书作为辅助字体。秦朝灭亡、西汉建立后，小篆的地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时，人们普遍只认识隶书而不了解篆书。小篆的使用范围逐渐退缩至印章、瓦当、碑额、墓志盖等领域，更多地作为一种书法艺术而非实用字体。
唐朝李阳冰擅写小篆，推动小篆书法的复兴，但仍未摆脱秦代小篆的风貌。直到清代，伴随着金石学的发展，邓石如熔铸秦汉篆隶为一体，成为小篆书法复兴的先驱，涌现出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等篆书家。
周朝自平王于公元前770年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后，五百余年，经历了诸侯兼并的春秋时期和七国争霸的战国时期；在语言文字方面，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据史料记载，当时“宝”的写法，就有194种形态。 “眉”字的写法有104种，“寿”字的写法，也有百种以上。有的字体柔婉流动、疏密夸张，有的体势纵长，有的结构狂怪。 这虽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但对思想交流带来了不便。
代表作品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为了有利于统治，在文字上进行了改革，实行“书同文字”的政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文是沿袭西周的文化传统，在“金文”、“籀文”（大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书体，故秦文又称“秦篆”，后人又用“小篆”称之，以与“大篆”区别。
《峄山刻石》，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东巡峰山（山东峄县境）时刻立的第一块石刻。《泰山刻石》，是在此年秦始皇东巡泰山时刻立。
《琅琊刻石》（山东胶南）、《芝罘刻石》，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于芝罘山（山东烟台市西北）刻立。
《碣石颂》，是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东巡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县西北）所立。
《会稽刻石》，是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0年）第五次巡行登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所刻。这些刻石都是标准的小篆书体，相传为丞相李斯所写。
《峄山刻石》，是秦篆（即小篆）的代表之作。字的点划均为线条，粗细一致，圆起圆收。字体端庄严谨，有实有虚，疏密得当，从容平和且劲健有力。有人评之为“画如铁石，千钧强弩”。字的结构上紧下松，垂脚拉长，有居高临下的俨然之态，似乎读者须仰视而观。在章法上行列整齐，规矩和谐。这种整齐化一的风格与秦朝政治理想是一致的。秦刻石在总体上从容、俨然、强健有力的艺术风范与当时秦王朝的时代精神是相统一的。
殷商人的甲骨文刻辞，企图用以沟通人与神的信息，获得神秘世界的心理感应。商周人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在于祭祀神灵，记录事件或显示富有或权威。秦始皇刻石，将其立于名山之巅，则是用以炫耀他统一六国的功业，作为帝王的威严、自信与长治天下的意愿。然而在秦刻石这一精神目的实现的过程中，同时也创立了一种可以使书法更长久留存的形式，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中国书法艺术的两大系统，一为碑系，一为帖系。秦刻石则是在此前石鼓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碑系开山之作。
《峄山刻石》原石毁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唐《封演闻见记》云：此碑后被拓跋焘登峄山时推倒。但因李斯小篆盛名遐迩，碑虽倒，慕名前来摹拓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贵仍络绎不绝。当地官民因常疲于送往迎来，便聚薪碑下，将其焚毁，从此残损不堪，不可摹拓。但留下了碑文。今天所见到的是根据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由宋代人所刻，现藏在西安碑林里。在李斯之后，唐代李阳冰、五代徐铉、清代邓石如，近人吴昌硕等都以篆书为长。秦代小篆文字资料流传下来的有泰山刻石、琅邪刻石、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以及无数秦量、秦权、诏版。东汉时许慎作《说文解字》，收集了小篆9353字。小篆产生年代虽然不早，数量却很大，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有特殊地位，是古文字通向近代文字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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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骃（秦惠文王）祷病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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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秦国“泠贤”私人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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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琊台刻石，传为李斯所书，秦巡游纪功刻石中唯一留存至今的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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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秦始皇陵所用石材上的小篆
小篆的字体特点
秦代时的小篆风貌，可由现存的《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及权量铭文等遗物中得见之。小篆的笔划较细 ，所以也有“玉箸篆”之称；在字形上呈长方形，结构往往有左右对称的现象，给人挺拔秀丽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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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长方形，以方楷一字半为度，一字为正体，半字为垂脚，大致比例为3: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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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笔画横平竖直，圆劲均匀，粗细基本一致。所有横画和竖画等距平行，所有笔画以圆为主，圆起圆收，方中寓圆，圆中有方，使转圆活，富有奇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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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平衡对称，空间分割均衡与对称是篆书的独特魅力。对称不仅存在于左右对称，上下对称，而且还存在于字的局部对称，圆弧形笔画左右倾斜度的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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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紧下松，小篆的大部分字主体部分在上大半部，下小半部是伸缩的垂脚。当然也有下无脚的字，主体笔画在下部，上部的笔画则可以耸起。
小篆的书写
用笔
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说：“篆尚婉而通”，这五个字可以说是篆书用笔的度世金针，警世名言。 “婉”和“通”虽仅二字，却准确揭示出对篆书用笔的基本笔势和篆书笔画质量的要求。因此，临习篆书写应以中锋为主，中锋立骨，中锋才能使笔画圆实劲健，运笔应流畅，此乃正宗古法、风格神采所系。否则，极易写得板滞，要打破其板滞，用笔的虚灵是其关键。篆书的捉笔须掌虚而指实，运笔讲求中含内敛、流畅通达，笔力藏于笔画之中，使气息浩浩然、绵绵然而首尾贯通。
清人朱和羹认为：“笔不虚，则欠圆脱，妙在能合，神在能离，离合之间，神妙出焉。此虚实兼到之谓也”，可谓得其三昧。一般说来，实笔，指用笔较为重而迟缓且墨浓；虚笔，指用笔较轻而急速且墨干。用笔要虚实互出、润燥相生，才可以使得篆书的笔画（线条）节奏鲜明，韵律生动，行气贯通。故而，书篆宜虚实相生、润燥结合，宜圆转涩进，涩而通畅，才能使线条浑厚、通畅而又古拙、虚灵，从而表现出圆通劲健的力度来，形成毛、涩、松、畅的艺术效果。此外，在临摹过程中还要注意线条粗细穿插和变化，切不可一味求均求匀。
当然，我们在临习篆书的初级阶段，首先要把篆书的字形和笔顺搞清，不要以为其简单而被忽视。到熟练之后，就可把注意力转向用笔，关注用笔的骨力、虚实、疾涩、润燥等细节，从而使临习走向更高级阶段，最终完成从形质向神采的过度。
结字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小篆成为官方统一的文字。小篆体势修长，讲究对称，笔画停匀，用笔起收不露痕迹，体态端庄而妍美。
自秦以后，历代的书法家大都把秦篆奉为圭臬，取修长的纵势为体貌。唐代李阳冰为篆书者楷模。自唐而下，南唐有徐铉，宋代有张谦仲、喻湍石均为其时的篆书大家。元代有赵孟頫、吾衍、周伯琦、吴叡，各以篆书擅名一时。明代徐霖则饮誉当代。降至清中叶后，王澍、丁敬、钱坫、洪亮吉、孙星衍、莫友芝、杨沂孙，乃至近代罗振玉、章炳麟、王褆一脉，皆规模“二李”（李斯、李阳冰）——起笔藏锋敛毫，行笔中锋，收笔多垂露，笔画停匀，讲究对称，字型方整，结体疏松古拙。这些篆书名家或师《石鼓》、或参钟鼎籀书，虽然评者誉称其篆书“远接前秦”、“情参钟鼎”，然而，大致工致多于神情——用笔、结字均未能突破前贤的藩篱。
萧退庵老人认为小篆“必须能写得方，写得扁，方是好手”，可谓一语道破了篆书的结字特征。因此，在习篆时，应以方楷一字半为为宜。以我个人的体会，将篆书写扁写方也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这首先要练就过硬的手上功夫，并且要多从汉碑篆额的篆书上去感悟。同时，在临习书篆时，必须以“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能容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结字达到疏至不可再疏、密至不可再密，以疏为风神，以密为老气，这样就能想方就方，想圆就圆，要长就长，要扁就扁，随心所欲，无所不宜了。另外，还要考虑字形的取势。一般来说，取势是字形生动与否的重要一环。就篆书字势而言，应该追求端庄雅正，字形的高度比例以及字形与垂脚长度的比例，一定要符合一定的适度。如此于展纵间兼取横向之势，便能于一字之内、字字之间，得舒展跌宕而又顾盼之情。再结合以中锋用笔为主，偏锋、侧锋并用，收笔多侧锋，悬针、垂露兼融，笔画间注意搭接的装饰意味诸方面，兼工带写，篆书“取势”、“具情”的新面就能表现出来。
小篆的特殊贡献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以其雄才大略，吞并各路诸侯，统一了中国，分天下为36郡，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兼取三皇五帝的尊号，自称始皇帝。在这中国历史上重大的转变时期，作为秦始皇最为重要的战略谋臣的李斯，在秦始皇统一大业的过程中立下了不朽之功，因此，司马迁在《史记》里称其为：“因时推秦，遂得意于海内，斯为首谋。”
李斯，生年不详，卒于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人。与韩非同为荀况的学生，早年曾为郡小吏，公元前247年西入于秦，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得以游说秦王，后来深受秦王的赏识，劝说秦王灭诸侯、成帝业，遂被任为长史。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旋又任其为客卿。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为秦王政所采纳，不久官拜廷尉。秦统一天下后，建议实行郡县制，并主持制定了秦一系列的法律规章。不久李斯官至丞相。秦始皇34年，李斯上言焚烧《诗》、《书》以及诸子百家之书，为始皇所采纳，从而造成了文化上的一场浩劫。秦始皇死后，李斯与赵高合谋矫诏，废长子扶苏，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此后虽竭尽曲承，而终被赵高所忌，腰斩于市。
在文学方面，李斯的散文上承荀况，下开枚乘、邹阳。其书奏议论，比喻层出，辞藻斐然，而又刻峭谨严，风格与《韩非子》相近。鲁迅先生称其为“秦之文章，李斯一人”（《汉文学史纲要·李斯》）。
秦始皇26年，在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发布政令，在全国“书同文字”。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均采用新改定的小篆书体，以此颁布天下。李斯小篆既是秦代官方文字，又是后世篆书艺术之祖，在书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因李斯在小篆改定和推广方面的功绩，历史上曾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唐代李嗣真《书后品》称其书法为：“斯小篆之精，古今妙绝，秦望诸山及皇帝玉玺，犹夫千钧强弩，万石洪钟。岂徒学者之宗匠，亦是传国之遗宝。”窦臮《述书赋》亦云：“斯之法也，驰妙思而变古，立后学之宗祖。”就是放在整个书法史中去关照，能当此评价者，可谓不多。
李斯所留下的书法遗存，当是随同始皇出巡，所至之处的纪功刻石作品。这些纪功刻石作品虽然均无署名，但历来史料都确信必出李斯之手，这里权从旧说。见于史料的刻石一共有七处，它们分别是：泰山、琅玡台、峄山、碣石、会稽、芝罘、东观刻石。七处刻石中，碣石一刻早已没入海中，历代都无著录。芝罘、东观二刻石也早已散佚。峄山刻石原石早已毁于兵火，宋元两代都也曾作过翻刻，至今尚存。琅玡台刻石，为琅琅玡山的摩崖，是天然的石柱，横画均呈弧曲状态，其下垂以及斜曲之笔，皆圆畅流美，自然生动，气息古厚，为李斯小篆的杰作之一。惜其磨泐太甚，几无完字，作为范本，会给临习者带来较大困难。会稽山刻石，为始皇最后一刻。此石在南宋时尚在会稽山顶，但其字迹几乎全部损泐，后经辗转翻刻，书法已板滞无神，失去原刻风貌。要之，能全面反映李斯小篆风貌者，惟《泰山刻石》而无他选了。尽管有学者考证出《泰山刻石》非原石拓本，但与《峄山刻石》、《会稽山刻石》相较，要近于秦篆原貌多多。
《泰山刻石》，又名《封泰山碑》。秦始皇二十八年，始皇巡狩泰山时所立。石四面环刻，三面为始皇诏，一面为二世诏及从臣名字。《史记·秦始皇本纪》详载其事及辞。原刻石立于泰山玉皇顶南沿碑亭处，明嘉靖以后，此石流落在碧霞元君祠西墙外的玉女池旁，时仅存二世诏书四行29字。至清雍正年间，此石又被移置至碧霞元君祠之东庑。清乾隆五年，碧霞祠遭火灾，石佚。至清嘉庆二十年春，由蒋因培等人在玉女池中觅得残石两块，尚存“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十残字。后几经磨难，到宣统时尚存9字。残石现存山东泰安岱庙内，或有疑为非原石者。
北宋刘跂是历史上最早对泰山刻石进行详细考察的人，他两次登临泰山，弄清了刻石的石材、形制情况，最大发现是弄清了刻石四面刻字，除了秦始皇刻辞，还有二世刻辞。他亲自墨拓，得146字，在《泰山秦篆谱序》中作了详尽的记载，为研究秦始皇刻石提供了宝贵资料。
《泰山刻石》传世最早的是宋人摹刻于丛帖之中的残本。
拓本最早、最为著名的是明代锡山安国所藏北宋《泰山刻石》165字和53字本，上世纪三十年代流入日本。
再有拓本就是辑入《秦金石刻辞》的29字本了。
秦泰山刻石历代多有摹刻拓本，现存清聂剑光摹刻的明拓本29字和徐宗干摹刻的旧拓本29字两块刻石，均陈列于岱庙碑廊。
1987年泰安市博物馆复制刻石全文立于岱庙。
小篆的代表书法家
小篆的石刻
秦代时刻
从中国书法发展的角度看，秦代是以小篆光耀史册的。所谓小篆当以秦刻石为代表。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巩固统治，加强影响，他带丞相李斯和百官巡视各地，刻石记功，以颂扬他废分封、立郡县、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从而留下了珍贵的秦代刻石，相传为丞相李斯所书。秦始皇东巡刻石多已残毁佚亡，今所存者仅《泰山刻石》、《琅玡刻石》，虽已残毁，但秦篆面目尚存，而《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均为后人翻刻，仅存字形格局，而神意俱失。《泰山刻石》也称《封泰山碑》，是秦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字刻石。
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内容是歌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颂辞144字，二世诏78字，共计222字。李斯手书。碑石四面环刻，书体为小篆。今存10字，字形结构长形整齐一致，运笔流畅飞动，转折处柔和圆匀，风格优美，生动有力。
《琅玡台刻石》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是秦始皇下泰山南登琅玡山所刻，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四周环刻，剥蚀严重，仅存两面13行86字。清代书法家杨守敬在《平碑记》评价道： 嬴秦之迹，唯此巍然；虽磨泐最甚，而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 以上诸碑皆为丞相李斯书写的小篆，充满雄强浑厚之气。笔画停匀，提笔疾过，圆浑而遒健，笔法若玉箸，所以后人又称其为 玉箸篆.它结体平稳，上密下疏，沉着舒展。这类风格的篆书非常适合于庄重严肃的场合。
秦刻石上的小篆比《石鼓文》、《秦公簋》上的籀文简化，并且结束了战国时六国文字混乱的现象，统一了全国的书体。
除刻石之外，秦代小篆还铭刻在秦虎符上。如《阳陵虎符》，铭文是极精美的小篆，笔道圆匀，笔力雄健，对称均衡，结法谨密，更兼字画错金为之，灿灿金光，眩人眼目。《新郪虎符》也是笔道圆融，结体严密，字体风格属于秦系文字，精美异常。
峄山刻石
【峄山刻石碑文】 [8]清文学家王昶《金石萃编》录其全文如下：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绎山①，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廼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箸经纪。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令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注：①绎山：指峄山。②此碑现存于陕西西安碑林。
影像资料
4.隶书
隶书的简介
隶书为秦书八体之一，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风格，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呈长方形状，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隶书相传起源于秦朝，相传由程邈整理而成，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
隶变，是汉字由小篆演变为隶书的过程，大约发生在秦汉之间，是汉字发展的转折点，对后世的汉字有很大的影响。中国文字在小篆以前仍然遵从“六书”造字原则，汉隶则不再遵守“六书”原则，自行变化造形。现代的楷书和行书写法绝大部分和隶变之后相差不远。
隶书的名字来源
过去一般认为隶书之由来为“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但近来指出“隶”字亦有“附属”的含意，可能意旨其为篆字之衍生。今之楷书也称“今隶”或“隶书”
- 秦隶
- 汉隶
- 古隶，指秦隶跟汉隶
- 今隶，指魏晋以后演化而来的楷书
- 佐书，新莽六书所列书体，即秦隶
- 八分，笔画分出波磔的隶书。唐代人将今天所说的楷书称为“隶书”，将汉隶称为“八分”
- 草隶，草书与隶书，或即是草书
隶书的定义
关于隶书的定义，近人吴伯陶先生一篇：《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的文章中说道：“可以用这个字的本义来作解释。〈说文解字〉中解释‘隶’的意义是‘附着’，〈后汉书·冯异传〉则训为‘属’，这一意义到今天还在使用，现代汉语中就有‘隶属’一词。〈晋书·卫恒传〉、〈说文解字序〉及段注，也都认为隶书是‘佐助篆所不逮’的，所以隶书是小篆的一种辅助字体。”
其次究竟什么样子才叫隶？隶与篆又有什么样的严格区别？吴伯陶先生在上述的文章中又有所分析订定，这里再节录吴文中值得考虑的几小段。吴云∶“小篆还保存了象形字的遗意，画其成物随体诘屈；隶书就更进了一步，用笔画符号破坏了象形字的结腹，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他有字形举例，可参阅原文）。
他又说∶“小篆和隶书实际上是两个系统，标志着汉字发展的两大阶段。小篆是象形体古文字的结束，隶书是改象形为笔画化的新文字的开始。”“我们判断某种字体是否隶书，就要首先看它是否出现有破坏篆书结构失掉象形原意之处。”
吴先生经过仔细排比研究，得出那样的科学论据来，作为学术上篆、隶的不同定名的分野，自然是很值得重视的。不过还有两个问题想要问，那就是∶一，篆书也不能够个个是象形字，一开始就有象形以外的许多字存在，因此，仅仅失掉“象形原意”似乎有些不够。我的意思是说隶的破坏古文（“象形字”是一种字体的笼统名称，事实并非个个“象形”，例子甚多，不待列举），不仅仅是破坏象形而已。二，今天看到的从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和湖南长沙马王堆墓中出土的简帛书中发现其中字的结构有变篆体，也有未变。用笔有圆有带长方的，那种字当时又称之为何名？这种“半篆半隶”的字形从秦昭襄王时代开始一直到西汉初（秦云梦简到汉马王堆帛书，吴文有详述可参阅）还存在，始皇帝以前，字还未有“体”的区别，可是到汉初，肯定那种字已经归入隶体，二者合起来考虑，那么对吴先生的区别篆体之名，是否有些矛盾了呢？事实上结构之变，光讲象形不象形，定然不够全面。我估计区别问题，在当时——在字体初变时一般人肯定还不太严格的，那种“蝙蝠式”的字形，大都随着新名称而名之——也称为隶，其中稍为保留些旧结构也是可以的。因此我认为如果设身处地来推测当时的命名，和今天用学术研究来区别的命名是可以有些距离的，是无足为怪的。明确地讲，篆与隶的不同除形象变为符号以外，还有笔法变化一方面的区别，例如∶生（篆）、上（变笔法未变结构）、之（笔法结构全变）。三字的名实异同，决非单论结构，其他相似的情况也很不少，可以类推。
西汉中期以来，隶书的脱去篆体（包括结构、笔画的写法）而独立的形式，已经完全形成。所见有代表性的例如本世纪出现于西陲流沙中的西汉宣帝五凤元年（前57年）、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新莽始建国天凤元年（14年）的书简、乐浪汉墓出土的西汉平帝元始四年（4年）、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的漆盘上的铭文等等，不但结构全变，从字形来讲也全成方形或扁方形，笔势则长波更自然横出，和接近篆体的直垂形大大不同了。
相像的字形还能在东汉的碑刻中见到很多。最著名的如桓帝延熹八年（165年）的《华山庙碑》、灵帝建宁二年（169年）的《史晨碑》、中平二年（185年）的（曹全碑）、又三年（186年）的（张迁碑）等等，其他不再一一例举了。
同时在西汉的碑刻中也还有一些面积大都方正或个别字带长形，又仅有极短的波势的字体，其有代表性的所见如∶西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年）的《鲁孝王刻石》、东汉安帝元初四年（117年）的《祀三公山碑》、顺帝永和二年（137年）的《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灵帝建宁三年（170年）的《郙阁颂》摩崖石刻、以至明帝永平九年（66年）字形不大规则的《开通褎斜道》摩崖石刻等等。以上那些基本上已消灭篆体而形式稍有小异的“正体字”，一直流行于两汉、三国间，而且几乎独占了石刻碑志中的位置。在江苏省南京市出土了东晋谢鲲的墓志，还能见到用的仍是这样的字体。这种字体应当说都是隶，因为其形式自秦到汉，虽有些变化，但并不太大。从字形的面积上讲∶先带长方，后变方扁，有些地方还交叉互用着。长波、短波，也同样是交叉互用不分前后的。因此决不能说它是一种字体彻底变为另一种字体的新旧二体，而是一种字体在前前后后中间的个别量变罢了。
隶书的历史
起源
秦始皇在“书同文”的过程中，命令李斯创立小篆后，又采纳了程邈整理的隶书。汉朝的许慎在《说文解字》记录了这段嬴政统一文字后，汉朝复兴和发掘传统文字的历史：“……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为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而北京大学教授、书法大家李志敏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对当时的社会进步有积极意义，但未必有利于书法艺术的发展。 [1]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盖文字者…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但是也有人认为，作为官方文字的小篆书写速度较慢，而隶书化圆转为方折，提高了书写效率。例如郭沫若用「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来评价其重要性（《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
隶书也叫“隶字”、“古书”。是在篆书基础上，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产生的字体。就小篆加以简化，又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便于书写。是在监狱里创造出来的字体。分“秦隶”（也叫“古隶”）和“汉隶”（也叫“今隶”），隶书的出现，是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
隶书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它起源于秦朝，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也有说法称隶书起源于战国时期。
隶书是相对于篆书而言的，隶书之名源于东汉。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的又一次大改革，使中国的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奠定了楷书的基础。隶书结体扁平、工整、精巧。到东汉时，撇、捺、点等画美化为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有变化，具有书法艺术美。风格也趋多样化，极具艺术欣赏的价值。
隶书相传为秦末程邈在狱中所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划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划，更便于书写。“隶人”不是奴隶，而指“胥吏”，即掌管文书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被叫做“佐书”。书体同时派生出草书、楷书、行书各书体，为艺术奠定基础。
隶书基本是由篆书演化来的，主要将篆书圆转的笔划改为方折，因为在木简上用漆写字很难画出圆转的笔划，所以隶书的书写速度更快。
（隶书基本是由篆书演化来的，汉字从小篆到隶书的演变过程称为“隶变”，主要将篆书圆转的笔划逐渐改为方折，书写速度更快，因为在竹简、木简（简牍）上用漆写字很难画出圆转的笔划。传说秦始皇在“书同文”的过程中，命令李斯创立小篆后，也采纳了狱吏程邈整理的新字体，并将其命名为“隶书”。汉朝的许慎在《说文解字》记录了这段嬴政妄改文字后，汉朝恢复和发掘传统文字的历史 ：“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为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盖文字者…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也有人认为，作为秦国官方文字的小篆书写速度较慢，而隶书化圆转为方折，提高了书写效率。例如郭沫若用“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来评价其重要性[5|5]。）
发展
隶书者，篆之捷也。
这是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对隶书本体及其产生背景的经典叙述。事实上，篆之捷是指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篆书字体体系中发生结构和书写性变化（隶变），并经漫长的“隶变”过程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相对独立的字体。也就是说，隶书是通过“隶变”从篆书字体中脱胎产生的。
隶变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次重大的书法文化事件。发生隶变的内在动因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对文字应用的要求。“隶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字形结构的变化，既是对正体篆书字形结构的改造，这种改造的主要方向是简化；二是书写方式的变化，既是改变原有正体篆书的书写方式，这种改变的主要目的是简捷流便”。字形结构的简化和书写方式的简捷流便构成了隶变过程的核心内容。在这里，字形结构的简化和书写方式的简捷流便，不光为了书写速度的提高，同时因其蕴涵着内在的书写运动态势更加符合人的生理运动轨迹，才使隶书在秦汉之交随着政治的更替最终彻底代替篆书而获得普遍应用的。
就书法而言，隶变完成了以下篆隶转换：
1、摆脱篆书字型结构的凝固化束搏而走向隶书线条时空运动的抽象化表现；
2、线条由篆书委婉的弧笔变为险峻的直笔，曲折处由篆书的联绵圆转变为转折的方笔。隶变标志着汉字相形性的破坏和抽象符号的确立，使汉字由古文字体系向今文字体系转换；同时也标志着隶书的独立品格和美学特征的最终形成。
另一方面，作为人的规范意识，又必须对这种新的字体和书体加以规范。于是，就有了汉末高度规范的八分书出现。所以我们说，所谓的隶变过程，就是篆之捷所产生的新的书体继而对这种新的书体加以规范建构的过程。而作为书法，隶书的美就存在于这历时四百多年的隶变过程中。
解读隶书的美学内涵和产生背景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有助于我们对隶书本体的深层认知。通常，我们是从现存的汉碑和简牍两种载体来认识隶书的。但是，通过汉碑和简牍两种载体来认识隶书还远远不够。因为这样还无法认识隶书美学内涵的形成渊源。因此，我们要将四百多年的隶变过程置放在秦汉文化背景中去解读，探求出隶书美形成的文化和思想渊源。也只有这样，我们才算了解了一些隶书的传统。
在两汉，隶书不但通过隶变过程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立品格和美学特征，同时还有着向草率和规范两极方向发展的整体趋势。一方面，隶书在过分强调书写便利的极端中逐步脱离了隶书的原本实用立场，进而在持续草化过程中因书写的运动态势不同最终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章草和今草；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隶书原本书写形态的规范建构，而且这种规范建构是以形式秩序确立为前提的。因为文字的形式秩序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民族文化交流的畅通和社会进步。这是历来被官方重视的重要环节。因此，随着西、东汉王权的相继确立，对现实生活中广泛流通的隶书进行规范整理也就成为必然。八分书以规范为手段，有效的克服了篆之捷隶书的随意性书写倾向，使形式秩序趋向于稳固的位置选择和有序的结构图式。加上汉代官方文人审美观念的不断容入，最终形成了八分书规范、和谐、静穆、左撇右挑的风格特征。两汉刻石存在的从西汉的质朴率真向东汉工稳规范化发展的整体趋势，也从一方面印证了官方对篆之捷隶书进行规范建构的历史进程。
然而，当今学界和书法界普遍把两汉刻石方面的逐步工稳规范的发展趋势认定为隶书走向成熟的标志了。这样做不但牵强，也为隶书的本体理论阐释带来困难。这是因为：一、八分书对隶书的改造是以美术规范化和线条装饰化为前提的。不但不具备书写的随意性与合理性，反而增加书写的难度，失去了隶书书写简捷流便的原本实用立场；二、从八分书的书写主体来看，已经由隶书的原本社会公众立场上移到了文人和官方了。我们从、《乙瑛碑》《礼器碑》《华山碑》《曹全碑》《张迁碑》等刻石文本可以看到八分书已经开始具有雅化、规范化和文人化的艺术特征。这些书法文本有着一个大致相同的特征，那就是波蹀。其实这种波蹀是对篆之捷原本隶书书写的美化。飞动的线条和波蹀已经使刻石隶书脱离了隶书原本的简单和质朴，而开始具有雅化、和文人化的艺术特征，是汉代文人那种浪漫、潇洒的艺术审美精神的体现。而正是这种雅化、规范化和文人化的艺术特征，却失去了隶书在社会广泛流通的内在条件和社会基础，因而也就不应该属于原本意义上的隶书。事实上，隶书表现在刻石方面的逐步工稳规范的发展趋势，它的实质是八分书对篆之捷原本隶书实施规范和审美改造的双重结果。《熹平石经》以其高度规范的形式秩序、以及构造的共同原则和形体的共同特点，体现出八分书最大程度的稳定性品格。如果从文字学角度讲，八分书应该成为一种新的、相对独立的字体的。所以我们说，隶书从西汉的质朴率真向东汉工稳规范化发展的整体趋势并不完全是隶书走向成熟的标志，它更多的是孕育着一种新的字体的产生。八分书由于自身的本质特性和使用立场，脱离篆之捷原本隶书书写主流向更加规范的方向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熹平石经》的书体特征和内容也佐证了八分书作为东汉规范字体的使用局限性。
所以我们说，隶书独立品格和美学特征的形成，不是东汉的高度规范和成熟，而是存在于四百多年的隶变过程中。在这四百多年的隶变过程中，有着实在太多的书法文本需要我们加以解读和认知。《张迁碑》的质朴奔放、浑厚博大，《曹全碑》典雅华美、俊秀温润，使我们看到了不同风格、不同结体和不同审美取向的东汉经典刻石文本书法。这是东汉正大的文化气象和文人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自信的书写流露。特别是《石门颂》潇洒自如的波挑，体现着文人回归大自然书写的开放情怀，加上民间工匠的契刻，又为《石门颂》置入了民间的质朴意味，铸就了《石门颂》既有原本隶书的质朴随意，又有人文情怀流露的独特艺术魅力，显示出《石门颂》不拘一格的奔放品格、以及阔大的自然气象，成为历代书家关注和借鉴的经典范本。
然而，东汉刻石所表现出的典雅、华美、庄重、整饬只是一种完整的、华丽的美。如果没有原始隶书的质朴和简淡元素灌注其中，那么这种美又是虚伪的、造作的、没有感情的。如果东汉刻石典雅、华美、庄重、整饬的基础上置入隶书原本的奔放、流畅、阔大的审美气象，那么书法就会有一种大自然的淳朴和广阔气象。而这种美才是更接近生命本真的美。因为隶变过程中的很多随意性书写看似很朴拙、很简淡、很平凡，而实际上却蕴涵着无穷的美学价值，是人的生命系统中的真实流露。
认识是继承的前提。所以，发掘两汉隶书的美学实质及其背后所含盖的文化与精神内涵是我们持续关心的内容。同时，它也应该是我们完成隶书的时代性突破和发展的前提和理论支点。
我们没必要谈所谓的创新，深入的认识隶书传统更有现实意义。只要我们认识并理解了一些隶书的传统，并完成隶书的传统和现代的纽带式连接，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既古典又现代的隶书作品。在这里所谓的古典就是隶书的发展延续形态，所谓的现代，就是隶书的现代审美意识和文化精神。古典——现代具有全息重演的内容，但还不完全是周俊杰先生所倡导的新古典主义。因此，我所说的古典和现代，具有把古典放在新的时空匡架进行梳理归类和时代诠释的意识。它可能是反传统的，因为我们是站在时代立场审视传统。它也可能是继承传统的，因为传统在影响着我们。
变体隶书，又叫隶变体。是当代书法流行的隶书风格，是针对传统隶书而言的书写注重变化，注重个性的书写方式。笔画不重规范，强调即兴创作。 但隶书大家范笑歌认为变体隶书要变得美才是目的，而不是越变越丑。如果大家都追求写变体隶书，那变体隶书也会出现程式化。他认为有的变体隶书只追求大感觉和大效果，在单个字和单个笔画上无法经得起推敲。往往是用大气势掩盖基本功的不足。
除了发展之外，隶书曾对魏碑楷书产生过影响，此以《张猛龙碑》为例，字上还有一些隶书精神。唐欧阳询亦受影响。颜真卿《多宝塔》也有隶书精神并逐渐被人继承。
隶书的结构特点
隶书是从篆书发展而来的，隶书是篆书的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化弧为直。
隶书的结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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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扁方左右分展隶字一反篆字纵向取势的常态，而改以横向（左右）取势，造成字形尚扁方，笔画收缩纵向笔势而强化横向分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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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笔蚕头收笔燕尾这是隶书用笔上的典型特征，特别是隶字中的主笔横、捺画几乎都用此法。所谓“起笔蚕头”，即在起笔藏（逆）锋的用笔过程中，同时将起笔过程所形成的笔画外形写成一种近似蚕头的形状。“收笔燕尾”，即在收笔处按笔后向右上方斜向挑笔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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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圆为方化弧为直这是隶书简化篆书的两条基本路子。不过如果不了解篆书的圆，就不易掌握好隶书的方。因为隶笔中的直画或方折，还无不包藏着篆字的弧势，所以隶笔的直往往有明显的波动性，富于生命力。实际上隶书的笔意，是建立在笔画运动方式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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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画为点变连为断我们知道篆字不用点，即使用点也只是一种浑圆点。而隶书中点已独立了出来，不再依附于画，而且点法也日益丰富，有平点、竖点、左右点、三连点（水旁）、四连点（火旁）等等。此外，隶书还将篆字中许多一笔盘旋连绵写成的笔画断开来写，大开了书写的方便之门，后来楷书更发挥了这种方式，更允许笔与笔间出现衔接痕迹，甚至笔断意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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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提按粗细变化写篆书时用笔的纵向提按要求不现痕迹，而隶书则有意强调提按动作，形成笔画轨迹显著的粗细、转承变化，起、行、收用笔的三过程都有了明确的体现。这与后来的楷书已很相近。
隶书的写法
隶书点画的写法于篆书有明显的不同，篆书的点画可概括为点、直、弧3种，而发展到隶书已经具备了永字八法中的8种笔画。在用笔上，篆书多为圆笔，而隶书已有方圆并用之笔，并且笔画有了粗细变化。
隶书的点有中点、上点、左点、右点和横点的不同。中点的写法是落笔后，提笔逆锋向上，转笔回锋向右，顿笔向下，继回笔收锋于点内。隶书的点与篆书的点不同的是，已有倚侧的变化。上点的写法略同中点，只是末笔不向点内回笔收锋，而想向下渐提出锋。左点和右点及横点的写法与上点的写法相同，但起步的位置和出锋的方向各不相同。
隶书中的左下挑、右下挑的写法与左点、右点写法相似，不同处是末笔出锋较长。
隶书竖的写法于篆书相同。
隶书的横有短横和长横两种，短横起笔逆入平出，横末护尾，略似篆书。长横起笔藏锋向上逆入，继之用方笔折下转向右，使之成蚕头的起笔，继而向右行笔，笔稍涩，不可浮滑，至横的三分之二处，按笔带出一向下的波凹，继之提笔稍向上翘出锋，形成燕尾。这一运笔又称为波磔。
捺与长横的写法相似，只是笔势向右下，较横更舒展。
撇的写法，与写左下挑相同，起笔后用过笔向左下行笔，行中略增曲势，至全画三分之二以下处用力顿笔，到画的末端捻笔外旋，略提向左上，回笔收锋于线中。钩的写法有几种，这里只介绍常用的长钩的写法，出锋后不提而是用过笔向下行笔，行至竖下端再依次蹲笔、挫笔、顿笔向左画近似水平的圆弧，至弧末提笔出锋。
另外，隶书的书写还应注意以下几点。如一字中有数横相迭时，一般是最末一横写成带蚕头燕尾其余都是短横。如一字中既有长横又有长捺，一般是长捺用蚕头燕尾，长横不用，如“大”的写法就是。如横在别的笔画包围之中，横的写法也不用蚕头燕尾。就是说，蚕头燕尾在一个字中只能出现一次，否则就会影响字的美观，所以前人说“蚕无二色，燕不双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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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取法汉碑和秦汉竹木简。所谓取法，就是认真刻苦地解读、体会，而不是浮光掠影。少看当代人的作品，看当代人的作品要看出其缺点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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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把握主体的创作状态。“书写性”其实就是将书写过程和创作情绪纸面化。行笔重复，会形成惯性。由生到熟，要避熟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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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对待风格问题。风格是自然生成的，不能一概而论。风格面貌不强，不必耿耿于怀；已经形成风格面貌的，也不必沾沾自喜或故意回避。 [2]
隶书相传为秦未程邈在狱中所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划改曲为直，字形优美，扁而较宽。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被叫做“佐书” 。
按语：汉隶是中国两汉书法艺术的象征。大致风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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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拙雄浑类，如《郁君开通褒料道刻石》《裴岑纪功碑》《郙阁颂》。 [3]
清刘熙载《艺概·书概》曰:“隶于八分之先后同异，辨而愈晦，其失皆坐狭隶而宽分。夫隶体有古于八分者，故秦权上字为隶;.有不及八分之古者，故幢、王正书亦为隶。盖隶其通名，而八分统矣。锤可谓之铁，铁不可谓之称锤。从事隶与八分者，盎先审此。:
八分书‘分’字，有分数之分，如《书苑》所引蔡文姬论八分之言是也;有分别之分，如《说文》之解‘八’字是也。自来论八分者，不能外此两意。
《书苑》引蔡文姬言:‘割程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于是为八分书。’此盖以‘分’字作分数解也。然信如割取之说，虽使八分隶二分篆，其体犹古于他隶，况篆八隶二，不俨然篆矣乎?是可知言之不出于文姬矣。
凡隶书中皆暗包篆体，欲以分数论分者，当先问程隶是几分书。虽程隶世已无传，然以汉隶逆推之，当必不如《阁帖》中所谓程邀书直是正书也。
王谙云:‘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吾邱衍《学古编》云:‘八分者，汉隶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隶则易识，比汉隶则微似篆，若用篆笔作汉隶字，即得之矣。’波势与篆笔，两意难合。洪氏《释隶》言:‘汉字有八分有隶，其学中绝，不可分别。’非中绝也，汉人本无成说也。
王谙所谓‘字方八分’者，盖字比于八之分也。《说文》:‘八，别也。像分别相背之形。’此虽非为八分言之，而八分之意法具矣。
《开通褒斜道石刻》，隶之古也;《祀三公山碑》，篆之变也。《延光残碑》、《夏承碑》、吴《天发神俄碑》，差可附于八分篆二分隶之说，然必以此等为八分，则八分少矣。或日鸿都《石经》乃八分体也。
以参合篆体为八分，此后人亢而上之之言也。以有波势为八分，觉于始制八分情事差近。.
由大篆而小篆，由小篆而隶，皆是浸趋简捷，独隶之于八分不然。萧子良谓‘王次仲饰隶为八分’，‘饰’字有整伤矜严之意。
卫恒《书势》言‘隶书者篆之捷’，即继之日:‘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楷法实即八分，而初未明言。直至叙梁鹊弟子毛宏，始云:‘今八分皆宏法。’可知前此虽有分书，终嫌字少，非出于假借，则易穷于用，至宏乃益之，使成大备耳。
卫恒言‘王次仲始作楷法’指八分也。隶书简省篆法，取便徒隶，其后从流下而忘反，俗陋日甚。譬之于乐，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故八分者，隶之节也。八分所重在字画有常，勿使增减迁就，上乱古而下人俗，则楷法于是焉在，非徒以波势一端示别矣。
锺繇谓‘八分书为章程书’。章程，大抵以其字之合于功令而言耳。汉律以六体试学童，隶书与焉。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幼。是知一代之书，必有章程。章程既明，则但有正体而无俗体。其实汉所谓正体，不必如秦;秦所谓正体，不必如周。后世之所谓正体，由古人观之，未必非俗体也。然俗而久，则为正矣。后世欲识汉分孰合功令，亦惟取其书占三从二而已。
小篆，秦篆也;八分，汉隶也。秦无小篆之名，汉无八分之名，名之者皆后人也。后人以摘篆为大，故小秦篆;以正书为隶，故八分汉隶耳。
书之有隶，生于篆，如音之有微，生于宫。故篆取力舜气长，隶取势险节短，盖运笔与奋笔之辨也。
隶形与篆相反，隶意却要与篆相用。以峭激蕴纤余，以倔强寓款婉，斯征品量。不然，如抚剑疾视，适足以见其无能为耳。
蔡邕作飞白，王僧虔云:‘飞白，八分之轻者。’卫恒作散隶，韦续谓‘迹同飞白’。顾曰‘飞’、曰‘白’、曰‘散’，其法不惟用之分隶。此如垂露、悬针，皆是篆法，他书亦恒用之。
分数不必用以论分，而可借以论书。汉隶既可当小篆之八分书，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书，正书亦汉隶之八分书也。然正书自顾野王本《说文》以作《玉篇》，字体间有严于隶者，其分数未易定之。
未有正书之前，八分但名为隶，既有正书以后，隶不得不名八分。名八分者，所以别于今隶也。欧阳(集古录》于汉曰‘隶’，于唐曰‘八分’。论者不察其言外微旨，则讥其误也亦宜。
汉《杨震碑》隶体略与后世正书相近，若吴《衡阳太守葛府君碑》则直是正书，故评者疑之。然锤舔正书已在《葛碑》之前，繇之死在魏太和四年，其时吴犹未以长沙西部为衡阳郡也。
唐太宗御撰《王羲之传》曰:’‘善隶书，为舍今之冠。’或疑羲之未有分隶，其实自唐以前皆称楷字为隶，如东魏《大觉寺碑》题曰:‘隶书’是也。郭忠恕云:‘八分破而隶书出。’此语可引作《羲之传》注。
正书虽统称今隶，而途径有别。波碟少而钩角隐。近篆者也;波碟大而钩角显，近分者也。”
隶书的书法家
清代金石考据学的兴起，结束了“帖学”近千年的统治地位，给靡弱的书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书法史揭开了新的篇章，进入了以篆隶为主流书体的时代。三百年的清代隶书创作，名家辈出，人才济济，是汉之后的又一高峰，其中以郑簠、金农、邓石如、伊秉绶等为代表。
郑簠
郑簠(1622----1693)字汝器，号谷口，江苏南京人。行医为业，终生不仕。少时便矢志研习隶书，初学明末书法家宋比玉，一学就是二十年，至中年有所悟，遂探本求源，遍习汉碑，直至晚年。为访山东，河北汉碑，倾尽家资，收藏汉碑拓片，家藏碑刻拓片有四大橱。孔尚任在《郑谷口隶书歌》中道："汉碑结僻谷口翁，渡江搜访辩真实。碑亭冻雨取枕眠，抉神剔髓叹唧唧“是郑簠爱碑如痴的写照”。
郑簠广习汉碑，<<曹全>>为其基本体势与风貌。在此基础之上，又溶入行草。《夏承碑》与其他汉碑的某些特征，晚年形成了奔逸超纵，神采奕扬的隶书艺术风貌，以异军突起之势，竖起碑学复兴的第一面旗帜，是清代三百年隶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郑簠的书风与艺术思想，对后来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对扬州画派的代表人物如高凤翰，金农、高翔、郑板桥的影响，更为直接。
金农
金农(1687--1764)字寿门，号冬心，平生别号甚多，达数十种，浙江杭州人，博学多才。工诗词，精鉴古，富收藏，好游历，著述丰。五十岁时入京考试，未中，遂绝意仕途。居扬州地区，卖画为生。金农以布衣雄世。无论从认识的深度和作品的气格与高度，以及学问的广度与厚度等几诸多方面都是时代的佼佼者，扬州画派各家都无法与其相比，因此,金农是扬州八家中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艺术史的重要人物。金农隶书风格，沉稳果敢，奇崛憨直，隐约有《华山碑》与《天发神谶碑》、《衡方碑》、《夏承碑》和郑簠的影子。这种影子又不是那么的明显与突出，这是金农的过人之处。他一方面是好古痴古之士，仿佛是生活在清代的一个汉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近乎自负与自恋情结者。二者的结合，使其作品达到了无一笔不是汉人，无一笔不是自己的境界与高度。他的超前审美与定位，时人言其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杨守敬说：“冬心分隶，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然以为后学师范，或堕魔道”。对于一些徒师其形，东施效颦者来说，此话确为灼见。尤其是具有强烈个性特征的作品，更是这样，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对齐白石艺术精神与风貌产生影响的书画家中，相比八大和吴昌硕而言，金农更加深刻，秉性与金农更契合。在艺术取向方面增加一些民间艺术成分和世俗化的关照。因此，善学者夺人魂魄，庸史仅学表皮，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是金农艺术给后人的启示。
邓石如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因避仁宗琰讳，遂以字行，改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他出身寒门，九岁便辍学谋生，后经寿春书院山长梁闻山介绍，结识大收藏家金陵梅镠，在梅家居住八年之久，期间，尽读所藏秦汉碑拓，金石瓦当等，心摹手追，笃志临习，每日早起，研磨盈盘，至夜晚墨尽始寝，寒暑无间。梅府八年，给邓石如艺术打下了坚实基础，是其艺术历程的重要时期，后至京师，得大学士刘墉赏识，声名益振。其书兼善各体，隶书成就最大，作品结体严整，具金石气，篆刻刀法苍劲浑朴，成就斐然，影响甚广。
就书法功力而言，邓石如是清代书家中用功最勤者，笔能扛鼎。章法结字也很完善，然而由于学养和艺术天分的限制，其作品中不免流露出一些匠气和黑、大、光、亮时弊的痕迹。隶书面貌更多的是唐人气息，在汉人的精神把握上不如其他诸家，种种缺憾，其作品不能说是高格，乃功力型书家，形而下的上品。
伊秉绶
伊秉绶(1754-1815),字组似，号墨卿、默庵。福建汀州宁化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曾为广东惠州知府、扬州知府，喜绘画、治印、工诗文。著有《留春草堂诗抄》。
伊秉绶的隶书给人如对高山，如仰大贤的感觉，其面貌可用正、大、简、拙四字概括。“正”即正格。一方面是隶书创作发展史的正脉与主流风尚，同时也有人格精神层面的因素。从伊氏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颜真卿精神、风格面貌的隶书再现。人格的力量支撑着他的艺术风貌，磅礴壮严庙堂气的背后是一个磊落善政的廉史，书格即人格在其身上得到了最佳诠释。“大”不仅指作品体积，更多是指作者的气格与气象。“简”是伊氏书法的明显标志，也是他自觉的审美追求，结体方正，分布均匀，用笔平铺直叙，淡化了波挑，蚕头燕尾等等一些隶书的装饰用笔特征。作品给人以明朗、直截的印象。单纯而不单调，笔简而意足，这是伊氏的能耐。一种提纲挈领，以简驭繁的能耐。他的标志还体现一个“拙”字，用“成拙方为巧，入愚始见奇”这句话对应伊氏艺术再恰当不过了。这是艺术高层面的审美境界。
隶书的代表作品
隶书的代表作品分别是，唐代隶书历来有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四家平分秋色。其中韩择木列四家之首，其隶书代表作是《祭西岳神告文碑》。史惟则，人称“史侍朗”，代表作是《大智禅师碑》。而蔡有邻、李潮鲜有作品传世。此外，唐代隶书作品，著名的还有徐诰的《嵩阳观记》，唐玄宗的《石台孝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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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汉字的演变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其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以下是对汉字演变历史的简要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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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形文字阶段（约公元前1600年）： 汉字最早的形态是象形文字，即以物象形状来表示意思，如“人”字就是两条腿站立的人的形状，表示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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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符和指事符阶段（约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100年）： 汉字逐渐从单纯的图像转变为符号，开始表达一些抽象的概念。例如，“上”字表示向上的方向，“下”字表示向下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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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意文字阶段（约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200年）： 会意文字是由两个或多个象形或指示符组合而成，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含义，组合后表示更加抽象的意思。例如，“明”字由日（太阳）和月两个部分组成，表示“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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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声文字阶段（约公元前200年至今）： 形声文字是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大部分汉字属于这个类别。形声文字包含一个意义相关的部分和一个与发音相关的部分。其中一个部分（称为“形旁”）表示汉字的意义，而另一个部分（称为“声旁”）表示汉字的发音。例如，“木”字是一个意义旁，而“目”字是一个声旁，“目”和“木”组合成“木”字，表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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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字阶段（20世纪初至今）： 在20世纪初期，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字简化改革，目的是简化繁复的字形，提高文字识别的效率。这些简化字在大陆地区普遍采用，但在台湾、香港和其他地区仍然使用传统的繁体字。
总的来说，汉字的演变历史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通过不同阶段的发展，汉字逐渐从最初的象形文字演化成为一种复杂而丰富的文字系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附记
引用资料：
1.[11|11][12|12][13|13][14|14][15|15]
2.[11|11][16|16]
3.[17|17]
4.[18|18]
5.。[19|19]
6.[20|20]
7.[21|21]
8.[22|22][23|23]
9.[22|22][23|23]
10.[24|24]
11.[5|5]
12.[4|4]
13.[6|6]
14.[9|9]
15.[10|10]
- Xueqin, Li. The Xia-Shang-Zhou Chronology Project: Methodology and Results.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2002, 4 (1) [2022-10-12]. ISSN 1387-6813. doi:10.1163/15685230232245458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0-15）.
- ^ Keightley 1978, p. 228
- ^ 最古漢字 陶文、甲骨文再爭鋒 - 生活. 自由时报电子报. 2006年8月22日 [2021年6月3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2月17日）.
- ^ 跳转到：4.0 4.1 破译甲骨文难度何在？中华史前文明文字密码太神秘. 凤凰国学. [2018-06-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6-01）.
- ^ 浙江發現良渚原始文字 比甲骨文早千年. ETtoday大陆新闻. 2013-07-10 [2013-07-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7-14） （中文（繁体））.
- ^ 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讨〉，发表于《中国语文》，1978年3月。
- ^ 刘翔 著：《商周古文字读本》，语文出版社，1989年，第67页、ISBN 7-80006-238-4。
- ^ 高明 著：《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27页、ISBN 7-301-02285-9。
- ^ 吕大临《考古图》载：“乙鼎，河南文潞公藏，得于邺郡亶甲城。……商兄癸彝，颍川韩氏藏，得于邺。”元纳新《河朔访古记》记载：“安阳县西北五里四十步洹水南岸河亶甲城，有冢一区，世传河亶甲所葬之所也。父老云：‘宋元丰二年，夏，霖雨，安阳河涨水，啮冢破，野人探其中，得古铜器，质文完好，略不少蚀。众恐触官法，不敢全货于市，因击破以鬻之。复塞其冢以灭迹。自是铜器不复出矣。’”
- ^ 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序言》：后来因为封建社会喜欢厚葬，随着盗墓之风，渐渐盛行起来，因而翻动了埋藏着的甲骨文字。也许在战国时代，也许在汉朝，或者宋朝，当有大批的甲骨被掘出，但因为没有人认识，随着就又把它毁弃了。
- ^ 跳转到：11.0 11.1 刘鹗《铁云藏龟》自序：龟版己亥岁，出土在河南汤阴县属之牖里城。既出土后，为山左贾人所得，咸宝藏之，冀获善价。庚子岁，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后有潍县赵君执斋得数百片，亦售归文敏。
- ^ 吴昌授《铁云藏龟·序》：文敏导其先马，先生备其大观，中间多象形字，复有祖乙祖辛诸称，审为殷人之遗……
- ^ 丁福保《古钱大辞典拾遗》《总论》第8页载：“王文敏公，名懿荣，字廉生，福山人。……光绪二十六年河南汤阴附近，地名小屯者，土中出古龟甲兽骨，上刻古文，公始定为殷商遗物，得之至为宝贵，古龟甲刻辞之见重于世，自公始发之。”
- ^ 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序》（宣统元年，即1910年）：光绪己亥，余闻河南之汤阴发现龟甲兽骨，其上皆有刻辞，为福山王文敏公所得，恨不得遽见也。
- ^ 王国维《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序》（民国六年，即1917年）：洹曲厓岸为水所啮，土人得龟甲牛骨，上有古文字，估客携至京师，为福山王文敏公懿荣所得。庚子秋，文敏殉国难，其所藏悉归丹徒刘铁云观察鹗。
- ^ 宋建成. 國家圖書館故事. 卷二, 館藏發展與整理. 元华文创. 2020-01-01: 19 [2021-02-26]. ISBN 978-957-711-18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6-03）.
- ^ 傅维康，《中药房里的化石——龙骨》，《化石》1980年第三期。
- ^ 胡厚宣《殷墟发掘》页9-10，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
- ^ 董作宾在1937年出版《甲骨年表》记载“龙骨”的买卖：“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北低滨洹河之农田中，即常有甲骨发现，小屯村人以为药材，捡拾之，售于药店谓之‘龙骨’。村人有李成者，终其身，即以售‘龙骨’为业，今已老死。所谓‘龙骨’，多半皆为甲骨文字。售法有零有整，零售粉骨为细面，名曰‘刀尖药’，可以医治创伤，每年赶‘春会’出售。整批则售于药材店，每斤价制钱六文。有字者，多被刮去。”
- ^ 此说最早见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华北日报·华北画刊》第89期上署名汐翁的文章《龟甲文》：丹徒刘鹗铁云客游京师，寓福山王懿荣正儒私第。正儒病店，服药用龟版，购自菜市口达仁堂。铁云见龟版有契刻篆文，以示正儒，相与惊讶。
- ^ 《殷本纪·正义》引《扩地志》：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蒙殷墟，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里。
- ^ YH127發掘七十週年紀念特展.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文物陈列馆. [2020-10-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1-02）.
- ^ YH127甲骨坑全貌. 中央研究院历史文物陈列馆. [2020-10-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22）.
- ^ 胡厚宣《殷墟发掘》，页117-118。
- ^ 陈梦家：〈解放后甲骨的新资料和整理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6期
- ^ 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年5期；《90年来甲骨资料的新情况》，《中国文物报》1989年9月1日
- ^ 失落環節！4千片甲骨亟待解密. 中央广播电台. [2014-08-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5-11）.
- ^ 百年来甲骨文材料再统计. 《中国文物报》. 2003年5月9日: 第7版 [2023年7月10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年7月10日）.
- ^ 跳转到：29.0 29.1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 ^ 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
- ^ 詞條名稱：甲骨文. [2020-06-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8）.
- ^ 《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后收人《综述》
- ^ 《文物》1977年第11期
- ^ 蔡哲茂. 伊尹傳說的研究 (PDF). 中国神话与传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汉学研究中心. 1996-03 [2023-02-2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3-06-27）.
- ^ 胡厚宣《甲骨续存》序：“其时代当属于帝乙帝辛，在十几万片甲骨文字之中，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殷末战争史料，即在周金文中，亦唯有小盂鼎铭可以仿佛似之。”
- ^ 王克林著：《山海经与仰韶文化》，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5-136页。
- ^ 何晋 编著、刘彦伯 阅注：《新编中国历史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
拓本、合集[编辑]
- 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
- 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
- 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
（收有《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英国《英国所藏甲骨集》、加拿大《怀特氏等所藏甲骨文集》、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 - 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按类别分类）
- 宋镇豪：《甲骨文献集成》
通释[编辑]
-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
-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
- 于省吾主编、姚孝遂按语编纂：《甲骨文字诂林》
- 松丸道雄：《甲骨文字字释综览》
- 孟世凯：《甲骨学辞典》
- 璩效武：《甲骨文字辨释》
通论[编辑]
-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
- 张秉权：《甲骨文与甲骨学》
- 王宇信：《甲骨学通论》（修订本）
- 王宇信主编：《甲骨学一百年》
- 黄奇逸：《商周研究之批判提要》、《商周研究之批判辨疑》
字典及文编[编辑]
- 刘鹗：《铁云藏龟》
- 孙海波：《甲骨文编》
-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
论文集[编辑]
- ^ 方正新字体介绍. [2011-06-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3-22）.
- ^ 汉仪字库 - 汉仪篆书繁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11-07-16.
- ^ 汉仪字库 - 汉仪粗篆繁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11-07-16.
- ^ 谢世维：《天界之文：魏晋南北朝灵宝经典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10），页99-108。
-
1
（1）书同文字 政令一统．人民网 [引用日期2013-10-30]
-
2
《琅琊台刻石》．百度图片 [引用日期2012-12-11]
-
3
徐无闻．《徐无闻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5月．172—198
-
4
邓石如小篆．百度图片 [引用日期2012-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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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碣石颂》．百度图片 [引用日期2012-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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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会稽刻石》．百度图片 [引用日期2012-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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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萧退庵．《萧退庵书法选》．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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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清 王昶《金石萃编》